王錫爵這麼說後，眾文臣皆頷首，表示同意。
萬曆十四年秋冬之際的這場源於企圖讓天子落水的風波接下來也就沒再引起新的波動。
崇王被錘殺，也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動。
三王求情的奏本，在被御批申飭後，也都未敢再多言。
主要是因為朱翊鈞有兵權在手，一切局勢也都能控制住。
更何況，大部分權貴官僚都還算是聰明人，也就都能忍，知道跟皇帝反著來，是違背天下大勢的。
因為生產單位越來越細分的緣故，導致這片土地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大。
雖說，後世的人能後知後覺的總結出這麼一個歷史現象，但當世的人裡，也有聰明絕頂的，會意識到這一趨勢。
“移民和開發外利依舊當是眼下主要的國策。”
“買地的事進行的怎麼樣？”
朱翊鈞在這件事過後就繼續把精力放到了政事上，且問起了申時行關於時下買地的情況。
申時行回道：“龍造寺和大友兩家皆願意各賣地給我們，以求苟活，但島津家沒願意！”
這時，樞密使戚繼光回道：“啟奏陛下，據報，島津家不滿本朝對倭人太好，而奪其海貿之利，故有意投附豐臣秀吉，請豐臣秀吉起大兵來攻打東瀛，驅趕走我朝兵民。”
朱翊鈞聽後點首，且問道：“卿等可有打算如何應對？”
“內閣度支司已決定對島津禁運火器，且同意巡撫邢玠所請，對龍造寺和大友各追加三百萬兩銀元的銀元劵貸款，以助其能夠抗衡島津，且爭取在豐臣秀吉大兵來之前削減島津實力，使其放棄靠豐臣秀吉稱霸倭國九州之心。”
申時行回道。
這時，樞密使戚繼光又說：“樞密院則決定增調兵馬去東瀛，不能只指望龍造寺與大友兩家倭酋能讓島津屈服，需防著這三家都存有借豐臣秀吉先趕走本朝兵馬之意，故需要在東瀛增加兵馬，以備將來以豐臣秀吉擅起征伐、破壞天下太平為由出兵，而直接挫敗豐臣秀吉的兵鋒。”
朱翊鈞頷首：“皆準！”
“開發外利的事進行的如何？”
朱翊鈞問道。
申時行這時回答說：“安東都護府寧遠侯奏請在朝鮮開鐵礦，南洋水師提督陳璘奏請在呂宋開銅礦，這兩地已勘明富有鐵和銅，但呂宋有西夷盤踞，故需驅趕走那裡的西夷才能得其銅礦。”
“那就驅趕！”
“朝廷不能白養這麼多水師，告訴陳璘他們，如果不想朝廷裁兵裁戰船規模，就多為朝廷開闢出新礦地來！”
朱翊鈞因而說道。
申時行和戚繼光拱手稱是。
朱翊鈞接下來又問：“減稅惠民的事進行的怎麼樣？”
“因時下海外移民增稅折色達百萬兩銀元，再加上之前開歸化等煤礦國帑每年增收五十萬兩銀元，另濠鏡收復後，對日對莫臥兒貿易關稅增收兩百萬兩銀元，故戶部議後有三個減稅之方略：
一是永免陝西、山西徭役丁銀；二是減山東、京師、河南養馬銀；三是減江南金花銀稅；如今還請陛下定奪。”
朱翊鈞知道出現三種方案，跟戶部官員們來自不同籍貫有關係。
戶部的官員在商議減稅惠民的事時，肯定會優先想照顧自己的鄉梓。
雖然按照大明的官員任命制度，蘇松與江西、浙江人不得任戶部官，但還是會有戶部官員為江南豪右代言人，而會請旨減江南賦稅。
而朱翊鈞現在就需要從不同的減稅方案中選擇一種作為接下來的一道減稅或免稅恩旨。
這裡面，朱翊鈞需要考慮先恩惠那一地的庶民百姓。
儘管天下的百姓都需要恩惠，以達到更多人能夠達到富而好禮的地步，使新禮的經濟基礎更加鞏固，進一步提高百姓消費能力，但受國家財政收入的提高是呈螺旋式上升而非指數級上升的影響，皇帝不可能突然減免所有百姓的賦稅，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的減免的。
“永免陝西、山西徭役丁銀，山東、京師、河南養馬銀和江南重稅待將來再減免。”
朱翊鈞想了想，還是下定決心先恩惠陝西、山西的百姓。
陝西籍官員太僕寺少卿王國這時不禁含淚而笑。
而其他籍貫的一些官員自然臉上則難掩失望之色。
不過，海瑞等一些官員倒是依舊臉上帶著悅然之色，對海瑞一些真正在乎民生的官員而言，只要是減免稅賦，無論是減免的哪一地的百姓，都是好事。
一個多月後的萬曆十五年新春。
陝西、山西各大小城鎮皆張出了永免徭役的榜文。
普通士民皆因此大喜。
陝西平涼知府周思寰甚至特地便衣來了府城張榜的粉壁處觀看百姓反應，一時在見許多百姓都在聽士子讀了榜文內容後都歡呼的跳躍起來，乃至奔走相告。
他也就不由得望天而喜：“看榜歸來迭歌舞，共喜清平好官府。”
說著，周思寰就忍不住望北而拜。
有幾個士子見他如此，也明白他是在拜誰，便一起望北而拜。
朱翊鈞不久後就透過在平涼的錦衣衛知道了這一事，而因此樂了一整天。
免徭役最大的好處不是減少平民負擔，而是在於增加民眾自由度，而且很容易達到朱翊鈞想增加民眾自由度的目的。
因為每個地方的徭役本質上都是窮人在承擔。
但如果窮人都遷移走了，則這徭役就變成了大戶的負擔。
畢竟官府不可能因為窮人遷走就不再興工程剝削民力。
因而，在沒有免除徭役的時候，大戶們會百般阻撓百姓自由遷徙，也不願意主動配合朝廷遷移百姓，畢竟這影響他們的利益。
但一旦免除徭役，就讓大戶們不用因為擔憂徭役的負擔會轉移到自己身上而阻止百姓遷移。
所以，當陝西、山西的徭役一免，大戶們不再積極透過宗族與鄉約的方式阻止貧戶離開故土，遷移百姓出海的阻力減少了許多，而百姓去外地務工的阻礙也少了許多。
陳九竹的紙坊就在朱翊鈞永免陝西、山西徭役後，接受了許多來自陝西、山西的百姓。
劉確賢更是在得知陝西、山西免徭役後，主動與在陝西鳳翔府做官的王長庚聯絡，去陝西開辦起了新的棉布作坊，為的是搶佔陝西、山西徭役免除後帶來的商機。
畢竟徭役一免除，陝西、山西百姓收入只要不受天災影響必然增加，進而購買布匹的能力會增強，而也會有更多的閒散且廉價的勞動力能參與織造。
像劉確賢這樣敏銳的商賈自然不少。
而這也就導致陝西、山西的工商更加發達，朝廷在潼關等地的榷關商稅也開始增加起來。
